富明证券为什么伊斯兰国家总给人以“拒绝融入现代世界”的感觉｜文史宴

　　文/鹰眼荷鲁斯

　　伊斯兰世界内部其实有多种文明，土耳其的伊斯兰跟印尼的伊斯兰，沙特的伊斯兰跟印度的伊斯兰，完全不是一回事，但他们共同呈现出难以融合的特质，这其中原因颇为复杂，本文作者有长期的伊斯兰世界生活的经验，试图对此进行深入地钩稽，并且也提醒大家不要忽视伊斯兰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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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需要澄清的前提：保守或者开放并非一个文明的内在固有本性。伊斯兰世界有过辉煌的开放时期，阿拉伯帝国的黄金时代（8-13世纪）曾是世界文明的灯塔；今天，从东南亚的印尼、马来西亚，到横跨欧亚的土耳其，再到中亚五国，乃至中国内地的穆斯林社群，都呈现出世俗化和开放趋势。

　　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：在伊斯兰世界日益世俗化的同时，民族主义情绪也在空前高涨——从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，到哈萨克斯坦主打的千年亚欧腹地游牧文化的大复兴，再到中国畏兀儿的民族意识觉醒（音乐，歌舞的传承和创新），这些并行不悖的潮流，说明真实情况远比简单的“开放vs保守”的二极管要复杂。

　　然而，在全球化的今天，伊斯兰文明与主流国际社会（特别是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框架）之间依旧有肉眼可见的摩擦依然突出。这种摩擦既源于伊斯兰内在的特性，也与近代以来的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。

　　伊斯兰文化的“低兼容性”特质

　　相较于在近代经历了宗教改革和政教分离的基督教，伊斯兰教在教义、律法与世俗化的关系上，呈现出一些与现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容易产生摩擦的特点。

　　伊斯兰教的核心是“认主独一”，其经典《古兰经》和圣训不仅涵盖信仰，更涉及法律、政治、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详细规范。在传统伊斯兰观念中，“宗教”与“国家”并非二元对立，而是同一整体。这种“不分离”的特性，容易被贴上“守旧”或“极端”的标签。

　　这一点与经过宗教改革的基督教世界形成鲜明对比。基督教在近代经历了从“上帝的归上帝，凯撒的归凯撒”到现代政教分离制度的转变，而伊斯兰教内部虽然也有世俗化潮流，如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，中亚地区在外力强力推进下的世俗化，但从未形成广泛共识的政教分离的神学理论框架，宗教对生活的约束让然刚性。

　　伊斯兰教法对刑罚、女性权益、言论自由等方面的规定，与现代普世人权观念中的某些条款存在冲突。例如，针对叛教、通奸的传统处罚，在全球化时代被放大，还被阿富汗塔利班教法学家振振有词的论证为合理合法，成为外界攻击的显眼的靶点。

　　需要强调的是，绝大多数穆斯林并不生活在严格实施沙里亚刑法的国家，教法的解释也因地域和学派存在巨大差异。但问题是：这些中世纪的律法条文从未被正式“废除”过，它们在教义体系中的存在本身，就为极端主义者、原教旨主义者提供了精神资源，也为外界提供了“铁证”。

　　塔利班本身是一个过于极端的案例，不值得将所有绿色群体污名化。但是在日常生活中，在伊斯兰世界里面，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宗教对于人日常生活的安排。就和上了发条一样，所有人都在自动像行星围绕着轨道旋转一样，遵循一整套约束。这套约束既是自律，也是他律。

　　2014年我在土耳其旅游的时候也见到了类似的场景，当时在土耳其西部公路两侧，土耳其西部其实是比较世俗和开明的区域。但是到了礼拜的点，还是有人会把车停在路边，铺开礼拜毯做礼拜。

　　在生活中，伊斯兰深入的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　　比如起名，一般是毛拉、乡贤或者族中长辈，为孩子起名。起名仪式开始后，孩子父母和起名者共同商量好要给孩子取的名字，主人用便餐（一般只用包子、汤饺等三四种饭食）宴请客人。餐毕，将包裹在漂亮襁褓中的婴儿交给起名者，起名者对着孩子的右耳念段“艾赞”（给婴儿命名时诵读的祈祷文），对着左耳说声“你的名字就叫XXX”，将孩子搁在拜毯上慢慢翻几个滚儿，然后抱起交到父亲手中。这时，在座的人便向孩子表示祝贺:“你的名字就叫XXX。”

　　由于绿化，河中和塔里木盆地使用波斯语、阿拉伯语名字的情况增多，比如：穆罕默德(买汗买提、买买提为两种不同的叫法)、伊不拉音(服从真主者)、以宗教词语起名如：斯拉木(服从、即伊斯兰)、伊玛尼(信仰)、以圣母名取名如玛力亚木(和圣母玛利亚是同一个词源，都来自于天启三教的神话)等、还有以孩子出生的时间起名如：吾守尔(伊斯兰教教历一月)，赛盘尔(伊斯兰教教历二月)等。女子如：阿孜娜(星期五)等等。

　　· 易卜拉欣 - 亚伯拉罕

　　· 努哈 - 诺亚

　　· 穆萨 - 摩西

　　· 达乌德 - 大卫

　　· 苏莱曼 - 所罗门

　　· 安优卜 - 约伯

　　· 尤努斯 - 约拿

　　· 易斯哈格 - 以撒

　　· 叶尔孤白 - 雅各

　　· 优素福 - 约瑟

　　· 伊德里斯 - 以诺

　　· 尔撒 - 耶稣

　　· 麦尔彦姆 - 玛利亚

　　· 叶哈雅 - 约翰

　　· 宰凯里雅 - 撒迦利亚

　　· 吉卜利勒 - 加百列

　　· 米卡伊勒 - 米迦勒

　　· 阿丹 - 亚当

　　一些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通的名字，上述一些名字在今天的河中、六城依旧常见，现在中国回族的经名很多用的就是上述名字

　　而且“绿色世界存在用经中名比用非经中的名字”更高级的观念。

　　虽然天启三教的名字有一些是同源的，但是基督教经过了宗教改革，新教大都存在信徒当自己牧者或者类似的概念，名字和宗教性神圣性的必然联系其实大为减弱。但在绿色世界使用经中的名字（比如苏莱曼，伊斯拉木之类）比使用各种本族语言的名字（比如苏比之类的名字）更高明或者高级，这种观念依旧是或多或少存在的。

　　对生活的诸多细节，伊斯兰教基于自己的世界观做了一整套细致入微的设计和解释。比方说，婴儿的摇篮是清真寺穹顶形状的，人的坟墓以的墓碑也是清真寺拱顶形状的，寓意着人一生来自于穹顶下，最终要回到穹顶下。再比如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捂住口鼻，本来是出于礼貌，而且避免疾病传播，但是解释就是如果打喷嚏的时候手不捂住口鼻，撒旦就会飞到嘴巴里面去。

　　入睡的时候，床是东西向的，一般来说头朝西，但脚不能朝西。墓葬也是，墓葬最好是头朝西（麦加的方向）等等。

　　清真寺的米哈拉布都会朝向麦加的方向

　　再比如，在见到月亮的时候，有的人会情不自禁的右手放在左胸上，微微鞠躬三十度，说一句aslam alykum,altun ay（向你问好，金黄的月亮），这几乎是一种下意识地自觉，就算不直接说见到了弯月，或者弯月和星星一起出现在天空中，人也会欣喜。

　　这种文化以柔性或者刚性的方式深入生活的所有维度，而且做了逻辑自洽的解释，这些解释又和亚洲干旱地带的生产生活习俗密切相关，深度契合，给人形成了天不变，道亦不变的错觉，仿佛在一望无际的亚洲内陆干旱黄土上，从来也只存在过一种信仰。

　　对于古代战乱多发、旱灾多发，绿洲面积不稳定，经济不稳定的亚洲内陆干旱地区而言，这种生活把一个人的生老病死，从摇篮到坟墓都安排的明明白白，反而能给人以生活一定的重心。

　　这种氛围对人的影响是耳濡目染，而且是润物细无声的，它会在生活的每个细节提醒你：按照群体的方式去做事，或按照群体的方式去思维。

　　这一点与东亚的儒家文明形成对比。儒家虽也是宗教，但宗教意味比较淡薄，“敬鬼神而远之”，宗教在公共生活中往往退居私人领域。而伊斯兰教对信徒日常生活的规训——每日五次的礼拜、斋月的禁食-禁同房-白天滴水不沾（生病的人可以暂时不封斋，但是必须补斋）、特定的饮食禁忌、女性的着装规范——都极为显性。这种“显性”和“刚性”在多元社会中，容易被视为 “视觉上的侵略性”或“不妥协”，或者容易被视为是‘自我隔离’（ghetto）。

　　比方说，在斋期一个人在工作场合，别人请他喝咖啡，他是喝还是不喝，不喝的原因解释给别人听，别人会怎么想？都是很具体现实的案例。

　　说到底，在整套宗教指导的生活背后，是伊斯兰教强调“乌玛”（Ummah，穆斯林共同体）的凝聚力。有些行为在现代背景下会让文化圈外的人匪夷所思，比如，一些人远离家乡但是非常重视自己的行为，在老家人眼里的形象。

　　有一些女性在内地从事时尚或美妆类的直播，或者是单纯当服装类的模特，在某些穿着大胆的照片被传回老家之后，老家的父母声嘶力竭的把他们喊回来。因为老家的父母觉得这个穿衣习惯非常的违背传统。

　　传统意义上是不能露背，身体不能暴露太多。一般来说女性必须穿长裤，不能露出小腿，有一套很严格的服装约束，父母看到自己的女儿穿成这个样子，觉得形同失身，所以声嘶力竭、要死要活把女儿招回。

　　强大的刚性约束，在多元化社会中容易呈现为“不肯融入”“拒绝世俗化”。

　　历史的视角

　　理解伊斯兰文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，不能只盯着当代，还需要回望历史。早在一千年前，当时的舆论话语体系其实是翻转过来的——阿拉伯世界觉得西欧过于野蛮落后。

　　比如在阿拉伯帝国的黄金时代（约8-13世纪），阿拉伯学者对拜占庭和欧洲的看法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。他们并非简单地将其视为“野蛮人”，而是呈现出一种既傲慢鄙夷，又带着隐秘羡慕的矛盾态度。

　　在阿拉伯人眼中，拜占庭是唯一能在文明程度上与之平起平坐的对手。阿拔斯王朝的宫廷翻译运动系统性地翻译了大量希腊哲学、医学典籍，这本身就隐含了对拜占庭所继承的希腊-罗马文明遗产的高度认可。阿拉伯地理文献对拜占庭的记述非常务实，甚至记录边境双方如何通过“吊桥的升降”和“停战协定”来管理日常冲突，允许边贸往来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对于当时还比较落后的法兰克等西欧诸国，阿拉伯人就没那么客气了。阿拉伯文献常将西欧描绘为“寒冷之地”，居民被描述为“体格庞大、肤色苍白、举止粗鲁没有礼教”，甚至被戏谑为“像牲畜一样缺乏理性”。这种描述带有强烈的“反向东方主义”色彩——就像后来欧洲人描述东方一样，阿拉伯人通过强调西欧的落后，来反衬伊斯兰文明的璀璨与先进。

　　阿拉伯人的世界观歧视链大致是阿拉伯>东罗马/唐朝>印度>法兰克>其他野蛮人。

　　繁荣开放的阿拔斯王朝的智慧宫

　　这说明文明之间的“先进”与“落后”评价，从来都是发展程度的结果。一千年前，伊斯兰世界自信地俯视欧洲；五百年后，欧洲崛起，角色互换。今天的“伊斯兰融入困境”，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历史位置翻转的延续。

　　目前我们看到的所谓中东的保守化，其实是中世纪以来不断受外来文化打击挫败后选择出的一条路径，并在近代地缘政治中被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结果——不能说近代伊斯兰没有学术之光，也不能说近代伊斯兰教没有做过改良的尝试。

　　实际上埃及一度是阿拉伯世界的霸主，埃及的阿兹哈尔大学是伊斯兰世界著名的学府，承接了伊斯兰文化现代化的火种，在近现代历史上，埃及曾是绿色世界工业化的先锋，埃及有第一位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拉伯语作家马哈福兹，有阿拉伯世界里最早的女权运动，教育普及、公民教育普及都是走在前列。

　　不过，1970年代后的石油财富赋予了沙特前所未有的经济权力。沙特通过援助、侨汇和投资，深度影响埃及等国的政治经济走向。1977年至1999年，官方侨汇收入平均占埃及GDP的8.89%，其中近一半来自海湾国家。这种经济依赖使埃及在政治上不得不顾及沙特的立场。

　　纳赛尔的民族主义在1967年惨败后破产，当萨达特的世俗化改革面临经济困境时，瓦哈比提供了一种“回归传统”的答案：失败都是因为背离了伊斯兰的道路，只有回到“纯洁的伊斯兰”，才能获得拯救。

　　这种叙事在战乱、贫困和身份危机的环境中极具吸引力。而且埃及的案例让很多人觉得：改革的没有什么突出成就，甚至把自己改得问题更多。而保守的即便是走极端，起码还活下来了。而且瓦哈比因为简单易行没什么理论难度，所以更有利于传播，反而大行其道。

　　冷战期间，美国将沙特视为对抗苏联和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关键盟友。海湾战争后，美国对沙特的军事保护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关系。而埃及虽然也转向亲美，但失去了苏联的支撑后，其战略分量已无法与沙特匹敌。

　　埃及与沙特的此消彼长，说明中东地区的保守化，是近代以来外部打击、内部挫败、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，沙特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中心，不能说是瓦哈比主义代表了伊斯兰文明的“正确方向”，而是因为石油美元、冷战地缘政治、1967年战争的冲击、以及一系列历史偶然性的共同作用。这是一种历史的“劣币驱逐良币”——不是因为“劣币”更好，而是因为它恰好占据了资源和权力的优势。

　　在历史上，沙特其实是阿拉伯世界中缺乏文化、粗鄙少文的那一脉。结果现在沙特俨然因为内部和外部的原因，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中枢。而沙特支持和奉行的其实是瓦哈比派。

　　当温和的现代主义改革屡屡受挫于外部干预和内部保守势力的夹击，激进主义反而获得了生存空间。

　　其他的催化剂

　　伊斯兰文化的内在特质提供了冲突的“土壤”，当代的外部因素则是导致其“招黑”最直接的催化剂。

　　从911的悲剧场景，到基地组织到ISIS，这些极端势力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，实施恐怖袭击、斩首人质、摧毁古迹。这些行为其实收到了许多穆斯林学者的谴责（ISIS的暴行被全球60多个伊斯兰国家共同谴责），但在大众传播中，“伊斯兰国”这个名字本身就把宗教和恐怖主义绑在了一起。（大司马按：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恐袭好像谴责的伊斯兰国家不多，在信息化时代其伦理有所倒退。）

　　这里有一个关键：极端主义者确实从伊斯兰传统中提取了某些元素（如“圣战”概念、沙里亚法的极端解读）来合法化自己的行为，这使得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容易被“劫持”。基督教也有十字军东征的暴力历史，但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，基督教内部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批判自我传统的机制；而伊斯兰教在这方面有改良但是缺乏向基督教那样的自我反思。

　　在讨论上述困境的同时，必须强调：伊斯兰文明的实际情况远比外界刻板印象复杂得多。

　　比如土耳其的伊斯兰实践与沙特阿拉伯截然不同，甚至土耳其内部，从西到东都是不同的景象；印尼的伊斯兰教深受本土佛教、印度教传统影响，形成了独特的“努山塔拉伊斯兰”；中国内地的伊斯兰文化在数百年的融合中，已经高度中国化——中国东部的回族年轻一代乃至畏兀儿，不吃猪肉更多成为了生活习惯和个人选择，而非自我隔绝的民族边界。印度的伊斯兰文化则深受印度教影响，呈现出鲜明的南亚特色。这些事实表明，伊斯兰文明并非铁板一块，其与不同文化的融合能力远比外界想象的更强。

　　虽然主流媒体很少报道，但伊斯兰世界内部一直存在改革的声音。“伊斯兰现代主义”思潮自19世纪以来从未断绝，主张通过重新解读经典来适应现代性。今天，从摩洛哥到马来西亚，都有女性宗教学者在重新诠释《古兰经》中关于女性地位的经文；有年轻穆斯林在社交媒体上挑战传统权威；有“进步穆斯林”运动在倡导同性恋权利和宗教多元主义。这些声音虽然在保守势力压制下生存艰难，但从未消失。

　　而且，在这一过程中，由于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文化输出平台（如流行音乐、电影、社交媒体巨头），伊斯兰世界很难向外界展示其日常的、温和的、充满人文关怀的一面。外界看到的往往是冲突、黑袍和废墟，而非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穆斯林的平静生活。

　　印尼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，国际社会对印尼伊斯兰文化的了解少之又少；再比如，土耳其内部的人文景观差异巨大，东部的很多人则是棕皮肤，棕瞳孔，黑头发，长相更亚洲；服饰上戴头巾，衣着保守，穿着的衣服要用要很长的裙子盖住脚，然后裙子下面还要穿裤子，手是不露出小臂的。

　　但是，土耳其西部的人群长相非常欧洲，很多人肉眼可见的具有斯拉夫或者南欧的血统，很多人应该就是以前的希腊裔或者巴尔干后裔，白皮肤金头发。

　　土耳其的电视剧近年来在中东、中亚，中国新疆和巴尔干地区广受欢迎，但在欧美主流市场影响力有限。这种“文化逆差”，使得伊斯兰世界在全球话语体系中长期处于“被定义”的位置。

　　总结

　　回到主题：伊斯兰文明为何“很难”融入其他文化？

　　从内在看，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、教义对信徒生活的刚性规训，伊斯兰教相较于基督教，在语言词汇、宗教改革、政教分离、自我批判机制等方面，确实有前现代性。

　　从外部角度看，在整体世界军事斗争中的失败，地缘政治的困境，让他们长期处于“准备拔刀出鞘”的状态，外部影响下的内部选择又让瓦哈比胜出。

　　文化传播的弱势，同样在制造和强化这种“难以融入”的印象。

　　但是有一点需要强调：伊斯兰文明从未停止变化。一千年前，它曾是世界的文明灯塔；今天，它正经历痛苦的转型。

　　土耳其的世俗化、东南亚伊斯兰的本土化融合、中国伊斯兰的在地化实践，都在证明：伊斯兰文明的演进远比二极管想象的丰富和复杂。

　　不谈宏大叙事，回到主题：由于受挫，伊斯兰世界觉得自己的天命被篡夺被中断，所以这个文明整体呈现出保守态势，所以在具体的日常接触中（不特指国内），会表现出一些强制性和刚性。比如看到不halal的行为就暴跳如雷乃至干预。